萨迦派，“萨迦”藏语是为灰白色的意思，因其寺庙牆壁涂有“慈、智、力总集三大怙主”之白、红、黑三色（另一说是白、红、蓝）来代表“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金刚手菩萨”，故又被称为花教。萨迦派是在公元十一世纪中叶，由古老贵族昆‧贡却杰布创立，其第五祖八思巴（有人翻译为发思巴)，曾为元世祖忽必烈灌顶，且受封为国师与大宝法王，任中原的“法王”^[1]，来统领当时的佛教徒，并兼领元朝政府所设置的一个专门机构—总制院^[2]，统治全藏事务；由于帝师命令的行使与皇帝诏敕具有同样的权威，因而开创了西藏政教合一的先河，使得西藏密教得以迅速发展起来，导致中国内地真正的佛教受到严重的压制。由于八思巴将宗教与政治相结合，使得喇嘛教与元朝的朝廷发生了密切而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有学者说：“他〔指八思巴〕与元朝的结合，却也造成萨迦派成为元朝在西藏所扶立的一个傀儡政权。”^[3]而另一位学者则说：

元统治者之所以大力扶植藏传佛教，最初的用意，是想把它作为沟通中央与西藏的关系，羁縻边远居民（包括畏兀儿〔元代对高昌回鹘国的称呼，即现在的维吾尔族〕等）的手段……事实上，宗教信仰的成分甚少，主要是出于“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政治目的。另外，元王朝作为少数民族上层建立的政权，也有意使藏传佛教在控制汉民族思想意识中发挥作用。^[4]

公元十四世纪初期，随著元朝势力衰落及家族分裂，萨迦派也就跟著一蹶不振了。

格鲁派，于公元十四世纪由宗喀巴所创立。宗喀巴本身是噶当派的后裔，格鲁派是他在以阿底峡所开创的噶当派为基础下所建立的宗派，故又称为新噶当派；因其所戴的帽子为黄色，故又有黄帽派或黄教之称。该派最初不叫作格鲁派，乃是因宗喀巴于公元1409年建立日窝甘丹寺（又名甘丹寺)，又宗喀巴晚年常驻此寺，所以依此寺命名而被称为日窝甘丹派，又简称为甘鲁派或噶鲁派（由于藏语习惯将“噶当”的“当”略去，再加上“鲁”［即教规、宗派的意思］，合起来就叫作噶鲁派），但因唸起来不是很顺口，故改称为格鲁派，相沿成习至今。宗喀巴著有《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等，广为密教行者所修学。在清朝期间，格鲁派发展迅速，不仅在西藏独享政教大权，而且在蒙古和内地广泛传播，清朝历代皇帝对此派也非常尊重。譬如蒙古首领俺答汗（有人翻译为阿勒坦汗）册封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这是“达赖喇嘛”称号的由来（其后索南嘉措追认根敦嘉措为达赖二世，根敦朱巴为达赖一世，而自己则为达赖三世）；索南嘉措最大的成就，就是将黄教传布到蒙古，使蒙古人由原先信奉萨满教改为信奉格鲁派。公元1652年，固始汗（有人翻译为顾实汗)赐予达赖喇嘛五世罗桑嘉措西藏主教之权^[5]，使达赖喇嘛成为名符其实的西藏法王。而达赖喇嘛制，也就是西藏法王制，成为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制度，但也仅存于西藏地区而已，如一位学者所说如下：

从以上经纬来看，西藏的法王制〔指达赖喇嘛制〕结果只成为西藏各种政治权力扩张其势力的利用品，而容许其存在。却在不知不觉中扎下根，完成仅存于西藏而不见于世界其他各国的法王制。^[6]

又公元1653年，清世祖册封罗桑嘉措为“达赖喇嘛”，使得达赖喇嘛五世的西藏佛教领袖地位得到确认，也就是达赖喇嘛已获得西藏地区的宗教权，但政权则尚未正式获得^[7]。西藏的政教合一制是从达赖七世开始确立，所以有一位学者说：“西藏达赖喇嘛掌管西藏地方政府之政权是从七世达赖格桑嘉措开始的，是清朝政府为改变西藏行政制度而授予的，在清朝中央政府领导下实行政教合一制度。”^[8]

公元1949年以后，中国解放军陆续解放西藏，使得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彻底瓦解，当时的达赖喇嘛十四世遂于公元1959年流亡到印度的达兰萨拉，并于公元2011年宣布将一切政治权力移交给流亡藏人所选出来的内阁总理，自己则退居于幕后，但仍然是格鲁派实际的掌权人。

由上面说明可知：不论密宗喇嘛教四大派的哪一派，都脱离不了以政治力量为后盾，导致密教背后都有政治权力来撑腰，如一位学者所说如下：

尤其是西藏的历史之中，其所构成的要素不仅是喇嘛教，也常有政治权力介入其中，甚至有时政治也有左右喇嘛教的力量。西藏史的特色是由喇嘛教所充实的，但喇嘛教又是以政治权力为后盾的，也就是说西藏史具有二重构造性的特点。^[9]

又如同一本书也说到如下：

当然，达赖喇嘛制仍是以西藏佛教的独特教义或信仰为基础，一般西藏人依照西藏佛教教义，塑造出达赖喇嘛制此一形式。然而，若将达赖喇嘛制视为一社会组织的话，它是由觊觎这个国土的外来力量所支持的，且唯有迎合此力量者才得以生存其中的一个机构。^[10]

接下来探讨西藏在达赖喇嘛制度实施前后，其社会内部到底有什么差异？读者如果仔细探究的话就会发现，里面都充满了封建制度及农奴制度，而且越下层的民众生活过得越可怜，如一位学者所说如下：

简言之，西藏历史的变迁可以十五世纪末叶达赖喇嘛制成立为界，之前和之后有著很大的差异。达赖喇嘛制成立以前，西藏社会的上层部被为政者、高级豪族等所占，中下级的豪族以及喇嘛位于中间层。但达赖制成立以后，喇嘛们转而占住西藏社会的最上层，豪族阶级没落至中间层，西藏国内的统治权也让渡到喇嘛手中。而社会下层部则一直属于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等一般庶民阶级。就下层庶民的立场，当社会上层部被豪族占据时代，他们只能期待有良好的政治和强大的武力来维持和平。对他们来说，最可怕的莫过于战乱所带来的荒废，和天灾所带来的破坏。对于豪族的君临者，他们所能期望的只有保护他们避免破坏。但是，一旦换上喇嘛代替豪族担任为政者时，一般庶民因喇嘛藉用外来武力为后盾，也能避免战乱的痛苦。同时，喇嘛又身为精神的指导者，并被平常百姓视为具有攘除天灾法力者。于是，农、商、工业者等一般平民无论上层部如何改变，他们也只有毫无抵抗地默认其下层的地位。

如上所述，喇嘛们在西藏历史的流程中，虽一面受到权力者的利用，一面却浮现于历史的表面，他们置身于西藏社会此一横面上，一旦有了外来的武力为后盾，并且深得一般民众信仰所支持时，喇嘛在西藏所呈现的形态，则为其他国所无法想见的。若再加上笨教尊重宗教灵感的因素时，喇嘛已非人间的喇嘛，而昇华为诸佛菩萨化身的活佛。

一般佛教史教示我们，一个区域（或国家）的佛教形态为支持该国佛教人们的思考或态度的投影。然而，西藏的情形不然，其支持者为少数的权力者，这些权力者，以获得权力为最高志向，完全无视于百姓的存在。百姓们对于由这些少数人所塑造的佛教也只能照单全收，于是就产生西藏佛教不变性的特色，而其典型是法王制的存在。不过这虽然是政治权力者为了加强权力，而有意灌输法王制于一般人的意识之中，但若是一般西藏人不承认法王制的存在意识，其渗透也是不可能的。……

西藏的法王制一方面是由于权力者的权力欲求而成立的；他方面是生活在贫苦环境中的庶民寻求种种心灵慰藉而受到支持的。于是植根于西藏史之中，成为西藏佛教史的主轴，运转出西藏的历史。^[11]

从上面说明可知：西藏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特殊，以及民风封闭等缘故，导致西藏密教行者可以为了获得自身的权力与欲望的满足，假借著佛教名义而建立法王制，进行西藏社会内部的阶级化，推行他们所谓的无上瑜伽的密法—男女双身邪淫法。说穿了，西藏最下层阶级的人民，绝大部分是农奴、奴隶，而这一层的人是最为可怜的一群，可说是走向悲剧的命运^[12]，因为喇嘛根本无视一般平民百姓的存在，将西藏男人当作喇嘛的奴僕，将女人当作性奴役及洩欲的工具而已。研读西藏历史就会发现，达赖五世于统治时期，命人依据《十六法典》而制定《十三法典》，仍承继《十六法典》将人分为上中下三等，每一等又分上中下三级，共分九级，最上层是僧侣，也就是喇嘛，其次是贵族，最下层的是农奴、奴隶；其中，上等上级的人命是无价的，下等下级的人其命价则是草绳一根；下等下级的农奴、奴隶如有违反法典的规定，按其情节不同，处以不同的酷刑，如挖其眼睛，或削其腿肉、割舌、截手、推坠悬崖、抛入水中，或杀戮之等。想想看，号称为“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化身”的达赖喇嘛，竟然将西藏人民加以阶级化严酷管理，连一点点的慈悲心也没有，显然达赖喇嘛冒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化身”之名，暗地里所干的却是奴役、残害百姓的勾当；像这样的作法，实在是天理所不容，令人髮指，也为佛教徒所不齿。当您知道了达赖喇嘛统治下的西藏是封建制度及农奴制度以后，还会相信密教法吗？还会相信密教是佛教的一支、大乘的一支吗？还会相信达赖喇嘛是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吗？如果经过笔者这样解说以后，还会相信密教的无上瑜伽高于显教的无上大法，还会相信密教是佛教的一支、大乘的一支，还会相信达赖喇嘛是 观世音菩萨所化现等等，这样的人显然是太没有智慧了。

公元十一世纪中叶开始，西藏的密教陆续形成了四个大的宗派，并区分为二种中观派：自续派中观^[13]、应成派中观^[14]；这二种中观派也都脱离不了政教合一制度的特色。这四大派于元明清时代在中国内地广传，使得密教在中国佛教界的地位发生了重大的变动，因而“影响到大藏编目，以显密来分类”，如一位学者描述如下：

密教到了元代，它在中国佛教中的地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由原来一教一宗的地位上升到与其他各教各宗抗衡并立的地位，它已半分佛教了。如果说隋唐以来的佛教是诸教诸宗的佛教，那末到了元代，就是显教、密教的佛教。所谓“佛氏之旧一变于齐鲁”，就是说中国佛教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密教的地位变得很突出。中国佛教二分显教和密教，早在唐代密宗中就已有，是当时密宗判教的一个重要理论。唐代之后，显密概念的使用范围扩大，尤其宋辽夏诸朝，以显密二分佛教已成为整个佛教界公认的判释教相尤其区分教派的概念。元代不仅继承这个传统，而且随著中国版图的统一，藏传密教成为中国佛教的一个部分，并得到朝廷的推崇，使密教在佛教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乃至有重密轻显的倾向，也使显密二分佛教成为汉藏佛教界最基本的一个观念。影响到大藏编目，以显密来分类。通达显密二教，才被认为掌握了佛学的全部知识。^[15]

由此可知：从宋朝以来，密教在中国已颇为流行，尤其是元明清时代，皇室都崇信喇嘛教，使得喇嘛教半分佛教，与显教并立，乃至有了重密轻显、崇密抑显的现象出现。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不仅影响后人编纂“大藏经”的经目分类时，以显、密来区分，而且很多人认为，通达显密二教，才是真正懂得全部佛法的人。在这个时期，由于元朝皇帝信奉密教的萨迦派，封八思巴为国师，从此帝师成为常设制度，统领全国佛教和西藏政教事务。不仅如此，元代一些皇帝更以喇嘛教的男女邪淫法在宫中取乐；明朝帝王则信奉萨迦派及噶举派，同样也将男女邪淫法继承下来，所以有一位学者说：

建于明成祖永乐年间的北京紫禁城内“大善殿是一个密宗塑像的陈列所”，其用途是被明朝皇帝们“作为中国古房中书中描绘各种性交姿式的图画和用来指导已婚夫妇的手段”。尤其是明武宗朱厚照屡屡将领占竹、绰吉我些儿等密僧引入豹房“演法”，而豹房正是朱厚照淫乐的主要场所。这也是藏传密僧们“以秘密教得幸”的一个重要因素。^[16]

清朝仍然继续元明“崇密抑显”的传统，但改信奉格鲁派，对于喇嘛教的遵崇甚至比元明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一位学者描述如下：

清朝先祖早在入关前就已信奉藏传佛教，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在赫图阿拉城建造七座大庙，优礼藏僧囊苏大喇嘛。皇太极更是尊崇藏传佛教领袖，致书达赖、班禅，表示尊崇之意，优礼其使臣，保护其庙宇。入关后的顺治皇帝及其母后，都笃信［藏传］佛教，大喇嘛阿王老藏供奉于内廷，并到五台山为其作道场，顺治一度祝髮意欲出家。康熙皇帝广修藏传佛教寺庙，多次派人乃至亲自到五台山等地举行祝国佑民道场、为太皇太后福祺道场等。雍正皇帝自称少年时“喜阅内典，惟慕有为佛事〔男女双身法〕”，既参禅编辑语录，又礼事章嘉国师，恭习藏传佛教。生前如此，死后其藩邸雍和宫被乾隆皇帝改造为藏传佛教寺院，译“标新香界，冥契慈缘”。乾隆则皈依藏传佛教，亲从六世班禅受戒。重修北京妙应寺白塔，为其母祈寿，手书《心经》、《尊胜咒》，并以大藏真经七百二十四函为镇塔之物。其陵寝内浮雕密教五方佛、五欲供以及诸多梵藏文经咒，被学者喻为一座陵墓化的喇嘛庙。乾隆诏命翻译大藏，其中也将大藏经翻译为满文，尤其组织编纂《满汉蒙藏四礼合璧大藏全咒》，其目的还不是为了满族僧俗诵习经典、信奉佛教。^[17]

由此可知：清朝历代皇帝都信奉无上瑜伽密教，显然没有择法眼，虽然“参禅编辑语录”看似爱乐禅法，实际上却是处处打压真正弘扬正法的禅师们。清朝先祖早在入关以前就已信奉喇嘛教，入关后的历代皇帝仍然信奉喇嘛教，譬如雍正身为皇子时，不仅羡慕喇嘛教的有为事—男女双身邪淫法，也曾修过密法，其指导上师为章嘉二世阿旺罗桑却丹；雍正还将其所住的宫殿雍和宫提供给西藏喇嘛作为修男女双身邪淫法的处所。又雍正自称为圆明居士，自己既参禅，又编辑语录，如《和硕雍亲王圆明居士语录》、《御製拣魔辨异录》，不仅当人王，还要当法王，并为臣子印证；雍正生前不仅处处打压弘扬正法的禅师们，将其相关著述悉数加以毁破，而且还用皇帝的权力来压迫禅门，使得如来藏正法的弘传不得不衰微，乃至有如悬丝一般几乎断绝。又雍正死后，继任的乾隆，乃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长寿的皇帝，也是历史上实际执政时间最久的皇帝；乾隆将雍正及自己幼时所住的宫殿雍和宫正式改造成喇嘛教寺院，不仅大兴土木使之成为全国规格最高的一座佛教寺院，而且还成为国都内的喇嘛教中心。截至目前为止，雍和宫仍然保存有男女双身交合之像，紫禁城中仍有喇嘛教的佛堂，这是笔者亲眼所见，也如一位学者所说：

乾隆帝在紫禁城中的卧室养心殿西暖阁（即著名的三希堂）后面设有一处完整的藏传佛教佛堂，中心供奉五方佛，四周围绕著藏传佛教几大本尊：密集金刚、上乐金刚、大威德金刚和喜金刚为主题的空间，佛堂正中矗立著一座无量寿佛木塔。^[18]

又乾隆不仅礼遇章嘉呼图克图（章嘉活佛)为国师，是为清朝一代所仅有，而且他自己还从班禅六世受戒；乾隆诏命翻译《大藏经》为满文，是有其政治目的的，如有些学者说：【他〔指乾隆皇帝〕明确表示，翻译满文藏经的目的，不在于要人们懂得佛教的哲理，而是使他们“皆知尊君亲上，去恶从善”。这一态度大致代表了清代诸帝的共同想法。】^[19]又乾隆陵寝的装置与雕刻也多採喇嘛教的图像与咒语，整个陵寝更设计为一完整的曼荼罗，被学者喻为一座陵墓化的喇嘛庙。除此之外，乾隆还于公元1792年设立金瓶掣签的制度，来选定喇嘛教各大活佛的继承者—转世灵童，所以有一位学者说：

总之，金瓶掣签的设置，是清朝政府解决藏、蒙地区的藏传佛教，特别是格鲁派中的大活佛的转世问题而制定出的一项特殊政策，它体现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行使主权，也是清朝政府为防止蒙藏地区的贵族夺取宗教权力和防止大活佛与世俗势力结合，是加强对藏传佛教的行政管理而採取的一项关键性政策。^[20]

至于清朝藉著宗教来统治藏、蒙地区的手法，有学者曾说：

从努尔哈齐开始接触到藏传佛教以来，历来的满族领袖人物对宗教的认识都不是在纯粹信仰的角度上来出发，从史实所见，都是以统治与政治的角度出发。所以，满族入关取得政权之后，更积极的採取尊崇藏传佛教的做为，同时将尊崇藏传佛教的政策，逐渐制度化与法律化。^[21]

清王朝不仅给予藏传佛教以特殊地位，而且也十分重视、关注汉地佛教的流传。对藏传佛教，主要把它当作羁縻蒙、藏上层集团的工具，以利于巩固中央统治；对汉传佛教，则在利用在同时，注意严格控制。^[22]

由于清朝尊崇喇嘛教、严格控管汉传佛教的关系，使得喇嘛教在中国内地得以发展迅速，导致 释迦世尊的正法在中国几乎消失匿迹。

然而盛行于元明清时代的藏传无上瑜伽四大派及若干小派，探究其中心主旨，都脱离不了密教的无上瑜伽，“虽然密教里的性修内容此前也曾传入过内地，并有所表露，但因长期在儒家理念和礼制的压制下，变得愈来愈隐晦和难以觉察，特别是经过宋代理学的衝击。因此，性修及其相关内容在元明清时代似乎成了藏传密教的特有标识了。”^[23]由于喇嘛教四大派的“无上瑜伽”都脱离不了印度性力派男女性交、群交^[24]的修法，本质与真实佛法无关，却冒充佛教的一支，以喇嘛^[25]、仁波切^[26]、堪布^[27]、格西^[28]等伪出家人的身分混入佛门中。由于众生大多分不清楚密教的“无上瑜伽”本质是男女双身邪淫法，误认为喇嘛、仁波切等是出家人，所以顶礼及供养这些假名出家人，乃至随学；密宗喇嘛教如是危害众生及破佛正法甚大，因此有智慧的佛弟子们应该认清喇嘛教的本质，及早远离它，以免失财、失身，以及造下难以承受的大妄语业及破佛正法的共业，否则等到再回头时，那真的已经不堪回首了。

以上已说明西藏密教四大派的本质。但是藏传佛教史上有一小派，笔者要特别介绍，那就是觉囊派、觉囊巴，因为他们所弘传的“他空见”^[29]，才是真正 释迦世尊所开示的正法—如来藏法，这才是真正的藏传佛教；现存的喇嘛教四大派以及若干小派根本都不是佛教，其教派中诸师也都不曾实证佛法，而且他们所谓的解脱或开悟都还堕在识阴等生灭法的境界中。只有觉囊派弘扬的如来藏他空见，才是真正的佛法，它具足三乘菩提，而且此派中如 笃补巴、多罗那他尊者以及他们的诸多弟子也都是佛法实证者，这样的教派，才是真正的藏传佛教。古今的密宗四大派，上从达赖等“法王”下至所有喇嘛，没有一人受持 佛所制的清淨戒，却敢冒充佛教出家人；没有一人证得三乘菩提当中的任何一乘菩提，全都是凡夫却敢冒充证悟者、甚至妄称活佛来欺骗世人。虽然觉囊派表面上也弘传密教的无上瑜伽时轮金刚法，暗地里则是弘扬他空见的如来藏妙法，也就是 释迦世尊所开示的真如法—一切有情真实存在而且是具有如如不动自性的本体；如一位义大利藏学学者所说如下：

据觉囊巴的教理认为，可知物是不存在的，而惟一的存在物却是被称为“真如的本质”（如来教义，本性）者、存在或“胜谛”（真谛）。

空就是心的存在本身，光是语言，这二者的统一就是“觉”（心）。这种划分法与三身的划分相同；心的真实存在就是具有无限精神潜力的身（法身），光明是受用身，其表现形式是化身。一旦当昇华的智慧（智神）出现时，幻觉现象就停止了；如果相反而表现出了幻觉现象，那么神智就会中断。事物的世界是无实的，事物仅仅是一些现象，而现象又仅仅是由心造成的。任何从事冥想的人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大家可以冥想的某种东西也是不存在的，因为冥想者和被冥想物都仅仅是思想的一种发光的特徵。因为实际上甚至不存在需要修习的全神贯注的活动本身，所以此人所追求的目标也被取消了。

以各种名字称呼的“存在”于所有人中都是固定有的。它在觉者中如同一种智，但也存在于每个人的连续智（续）中，虽然此人自己却不清楚这一点。在所有的佛陀中，都存在著一种绝对的一致性：过去、现在和将来三时的所有佛陀均来自如来藏（菩提心的母体）。菩提心的这一主要因素在任何时间都存在，并存在于时间性之外，都存在于一个地点和空间的限制之外，其中仅存在具有无限精神潜在力的身体（法身）。^[30]

这位义大利学者图齐虽然对觉囊巴的教理没有胜解，但是从他以上所说，吾人已经可以很清楚知道：觉囊派所弘传的他空见妙法，就是三世诸佛所开示的如来藏法，祂是一切有情的法身、真如、菩提心，祂的实际理地是无有一法存在的极寂静境界，绝不是如喇嘛教四大派以及若干小派的行者所认为的明空不二、乐空不二的虚妄境界。又证悟如来藏的菩萨，从真心的实际理地来看待万物，无有一法真实，因为万物都是以如来藏为因，藉著种种缘而从如来藏出生的法，本质是生灭不已的无常法，而为众生所领纳及受用。可惜的是，觉囊派的他空见法义不见容于当时西藏之男女双身无上瑜伽密教的掌权者格鲁派，因而被消灭不见了，如 平实导师在《狂密与真密》第四辑曾开示：

西藏密宗黄教之土观罗桑却季尼玛诬指觉囊巴为同于印度教溼婆神之法，又诬蔑觉囊巴为同于古印度数论派之教法（详见《土观宗派源流》所说）；然后由达赖五世，授意萨迦与达布，联合打杀觉囊巴信徒，驱逐觉囊巴领袖多罗那他（别译名为打那拉达），再烧燬觉囊巴之著作，并封存其刻版；复又将觉囊巴之著作加以篡改，再以种种著作曲解其法义，掉换其封存之觉囊巴著作刻版，如是完全摧灭觉囊巴。^[31]

因此目前西藏等地区虽然还有觉囊派的行者在弘传所谓的他空见，但那已经不是以前觉囊派 笃补巴、多罗那他尊者所弘传的他空见正理，而是密教男女双身邪淫法的无上瑜伽。

以下说明觉囊派的创立以及介绍该派二位重要人物。觉囊（有人翻译为觉朗）是地名，觉囊派系由创建人裕莫‧木局多吉（又名不动金刚）所创立，到第八代衮邦．吐结尊追于公元十三世纪建立觉囊寺（位于西藏日喀则拉孜县欧布琼山的山腰处）；因为彼等主讲他空见中观，不同于自续派与应成派，遂独立成为一派；又因为此派驻锡地为觉摩囊，后遂称为觉囊派。在衮邦之后，此派有二位很重要的人物：更钦笃补巴‧喜饶坚赞（简称笃补巴）以及更噶宁布（又名多罗那他)，由于这两位尊者对他空见正理的弘传，使得觉囊派一时声名大噪。

笃补巴（有人翻译为多布巴、笃布巴)，于公元1292年出生在西藏阿里地区笃补班仓地方的迦尤日城，十三岁剃度出家，二十五岁受比丘戒。三十岁时，第一次来到觉囊寺，学习觉囊派教法。三十五岁继任觉囊寺住持，大兴传法之风，如一位学者描述如下：

通达显密合一的真实大中观独一的自性般若乘位，使得如来藏与密乘殊胜之时第一佛陀等所讲的甚深了义密意，即一界之圣者如是现证的方便因果的各个乘大库，以从不依赖其他的无垢经教之道不退了义轮的妙语在西藏圆满并广为弘传。^[32]

又笃补巴住持觉囊寺期间，由于受到拉堆绦等地方势力的支持，加上他本人渊博的佛学知识和很高的声望，使觉囊派出现创宗以来第一次的兴盛局面。由于笃补巴不仅有系统地建立代表觉囊派根本教义“他空见”的理论体系，而且在西藏地区传播觉囊派显密中观他空思想之先河，因而被许多觉囊派僧人尊为开派始祖。笃补巴的著作有十六种，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山法了义海论》^[33]，有一位学者对此曾描述如下：

这是他“对他空之见生定解后”写的专门论述“他空见”的著作。此书中他“引证了许多教理，建立他空胜义宗见。”并反驳了其他宗派的僧人们用“自性空义”破觉朗派“他空义”的说法，阐明了“他空义”的依据和正确性。^[34]

笃补巴于公元1361年寿终，享年七十岁。

多罗那他（有人翻译为多罗那塔、打那拉达、达热那他），本名班玛斯觉多吉，于公元1575年出生，八岁在觉囊寺出家受沙弥戒，二十一岁取法名多罗那他，二十九岁受比丘戒。四十岁时，借助藏巴地方政权藏巴汗的势力，创建达丹丹曲林寺（今甘丹彭措林寺），使得觉囊派再度兴盛。然于公元1641年，明崇祯十四年，达赖喇嘛与四世班禅有计画性地消灭觉囊派，如一位学者的描述：“五世达赖与四世班禅商议，派人赴青海密招固始汗率兵进入西藏（据四世班禅传记所载：当时西藏社会与舆论认为固始汗进入西藏，四世班禅实为主谋）”^[35]于公元1642年固始汗打败支持觉囊派的藏巴汗，统一全藏，立其师罗桑卓之赞青为第一世班禅^[36]，管理后藏，觉囊派从此就在藏区消失了；有一位学者描述了当时的状况：

格鲁派领袖第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嘉措（1617-1682）运用权势没收焚烧了觉囊派经书，迫使觉囊派改宗，并且把觉囊派寺院改为格鲁派寺院，藏传佛教史书认为从此觉囊派在藏区绝迹。^[37]

多罗那他平生著有《印度佛教史》等著作。于公元1634年寿终，享年六十岁。

又密教经历宋元明清之后，到了近代民国，其兴盛更是引人注目，如一位学者的描述如下：

时至近代，在中外思想文化大交彙的潮流中，佛教界掀起了一场广泛的佛教复兴与改革运动，各宗竞起，诸派纷纭，其中密教的复兴，尤其引人注目，自清末以来，藏传佛教格鲁派走出皇宫和北京，深入内地传法，噶举派和宁玛派也从康区来到内地弘密，而日本东、台两密亦波渐中土。更为重要的是一批内地僧人纷纷东渡日本、西上康藏，立坛于大江南北，树宗于佛苑学界，欲兴千年之绝学，更建完全之中密。“于是，密教、密教之声，竟遍中国矣！”（太虚语）密教成为中国近代佛教史上最为耀眼的一页。^[38]（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