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大日经》传说出自于北印度的勃噜罗国，一共有十万偈，由中天竺阿闍梨撮集为二千五百颂，至少有三位学者认为《大日经》乃是后人集体创作的密续；如以下第一位学者所说：

大约在西元六世纪末、七世纪初（因为，印度曆迄今，仍没有人能弄清楚），在小国林立的西南印度地区，传出了一本重要经典─大日经。目前，已不知出于何人之手，但是，在汉译本，即由唐朝玄宗开元年间崔牧所作的大日经序中，曾提到了这部经典的出世渊源：

“昔北天竺国界内，有一小国，号为勃噜罗国。其国城北，有大石山，壁立千仞，悬崖万丈。于其半腹，有藏秘法之窟，每年七月，即有众圣集中，复有数千猿猴，持经出晒。既当晴朗，彷彿见之，将升无阶，似观云雁。属暴风忽至，乃吹一梵夹下来，时採樵人辄遂收得，观此奇特，便即奉献于王，王既受之，得未曾有。至其日暮，有大猿来索此经，斯须未还，乃欲损身自害，善巧方便，殷勤再三，云：经夹即还，但欲求写。见王词恳，遂许通融，云：且为向前受摄三日，即来却取，王乃分众缮写。及限却还。王唯太子相传其本，不流于外。近有中天大瑜伽‘阿闍黎’，远涉山河，寻求秘宝，时王睹‘闍黎’有异，欣然传授此经。以其旨趣幽玄，卒难精核，乃与诸圣者，简繁摘要，集为二千五百颂。……”

崔牧为初唐时，著名的真言宗大师─善无畏的弟子，其经序中，所云大日经的出世传奇，当为听善无畏的口述，相对于印度神话中，“猿猴晒经”的传说，所在多有，故而“樵夫得经、猿猴索经、国王缮抄……”等，显系伪托，但从“与诸圣简繁摘要，集为二千五百颂”之言的蛛丝马迹来分析，大日经应该是当时密宗中的一些大智慧者，在博采诸经后，去芜存菁的集体创作。^[1]

亦如第二位学者所说：

崔牧的〈经序〉作于开元十六年（728），正是善无畏健在之时，崔牧又是善无畏的俗弟子，故此一记载很可能来自善无畏口传。善无畏的另一弟子一行也在《大日经疏》中明确记载道：“阿闍梨云：《毗卢遮那（经）》大本有十万偈，以浩广难持故，传法圣者探其宗要，凡三千余颂。”与〈经序〉的记载大致相同。剔除这一传说中之神话部分，编纂《大日经》的真实情况可得窥见：勃噜罗国猿猴晒经、国王传十万大本，是假、是伪託，而中天大瑜伽阿闍梨採摘宗要，集为略本，是真、是实情。^[2]

亦如第三位学者所说，如下：

又崔牧《大日经‧序》，乃以《大日经》梵本，为出于北天竺小国勃噜罗城北大山石窟。谓，每年七月，众圣集于此窟，猨（猿）猴晒经，偶暴风吹落一夹，樵人得之以献于国王，国王写之以付于太子，而后终传诸无畏。无畏乃与诸圣者，简繁摭要，集为二千五百颂云。不啻是传闻之谬，则假以神怪其事耳。……无行得此经于那烂陀寺，无畏受是法于同寺达摩掬多〔有人翻译为达磨鞠多〕，胎藏法经之成于那烂陀，洵不容疑。无畏胡为至勃噜罗（《西域记》所谓鉢露罗国欤），而始获大日经本耶？^[3]

从以上三位学者所提供的资料来研判，可知《大日经》乃是密教行者达摩掬多、善无畏等人，就十万偈採摘宗要，集为略本而集体创作出来的密续，乃是伪经，根本不是 释迦世尊所开示的经典，密教行者却妄说那是佛教的真经，以此来夤缘佛教，误导众生走上外道法中。

又有学者对《大日经》的十万偈是否真的为密教的大日如来所说，以及提出《大日经》很可能纂集于中印度的那烂陀寺^[4]的说法，提出以下见解：

勃噜罗国实有其地，玄奘《西域记》及其他史传多有记载，或作大勃律，其地在今喀什米尔西北部之巴勒提斯坦（Baltistan）。它是一个佛教国家，玄奘记载说其国伽蓝数百所，僧徒数千人。但十万偈的《大日经》是否就在此地编纂？值得怀疑。实际上密教经典篇幅动辄十万偈，是个通例，从来也没发现过十万偈的密典。所以十万偈大本的《大日经》也是虚构的说法。密教中往往把就在本地写成的经典，偏偏说成是很远很远的他方异地编的，东印一带形成的总说成在西印授记，这都是为了神化和提高本宗经典地位的需要。

这一传说宣称：近有中天大瑜伽阿闍梨远涉山河，寻求祕宝，从国王得传经本，而因其旨趣幽玄，卒难精核，与诸圣者简繁摘要，集为二千五百颂云云。这是附会前面的神话而来，不过从中透露出《大日经》是由中印度的某个密教大阿闍梨（所谓大瑜伽阿闍梨）会同诸圣者编纂的。七世纪中叶善无畏在那烂陀寺学习胎藏密教，其后义淨也在此屡入道场，禀受密法，而请梵本《大日经》到中国的无行，也在那烂陀寺和其附近的羝罗荼寺学习密教。由此推断，编纂《大日经》的地方或许就在那烂陀寺及其附近。史载当时的那烂陀寺，“像法之泉源，众圣之都会也。”从该经的风格来看，也颇具经院特点。编纂该经的大瑜伽阿闍梨也许就是传授给善无畏《大日经》的达磨鞠多（法护），当时闻名中印度的密教大阿闍梨也只有他。^[5]

从这位学者所提供的资料，可以得到二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密教宣称《大日经》原本有十万偈之多，此乃是虚构的，是密教行者为了神化和拉抬己宗的身价、地位之需要，谎称有十万偈之多而集体创造出来的密续。第二个重点，《大日经》编纂的地点很可能在中印度的那烂陀寺，是由达磨鞠多会同诸人编纂的，达磨鞠多并曾为善无畏灌顶。又这位学者在另外一本书上也秉持这样的看法如下：

而所谓中天竺，实际上就是指那烂陀寺而言。七世纪中叶，善无畏初入那烂陀寺时，其师达磨鞠多已“掌定门之秘钥，佩如来之密印”，善无畏从其授受灌顶，禀承密法。此后十多年义淨求法于此，据其《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道琳传》，道琳亦屡入坛场，希心咒藏，均说明那烂陀寺在七世纪时密教已很兴盛，所以，在此编纂密典当在情理之中。

另外，这还可以从无行的事迹来证明。按《开元录》的记载，《大日经》汉译本所据的梵本，是由无行求取而接回来的，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无行传》记载，无行长期留学习法的地方正是那烂陀寺，或者此去仅两驿之遥的羝罗荼寺，义淨东归之时，无行亦从那烂陀相送。这说明无行回归之日，所携之经典取自那烂陀寺。凡此种种，表明《大日经》很有可能纂集于中印度那烂陀寺。^[6]

综合多位学者所提供的资料分析可知：《大日经》乃是密教行者达磨鞠多等人在中印度那烂陀寺，假借法身佛 毘卢遮那佛的名义，会同诸密教行者集体创造出来的密续及“大日如来”，《大日经》根本不是 释迦世尊所开示的真经，密教的“大日如来”根本不是法身佛 毘卢遮那佛，也难怪密教行者常常藉此夸大事实而说：“显教是释迦牟尼（应身佛）公开宣说之教，密教为毗庐遮那（法身佛）秘密传授之教”^[7]、“显宗是因乘，而密宗则是果乘”^[8]、“显教是初步的阶段，密教是高级的阶段”^[9]等等，以此来高抬密教而矮化、贬抑显教，乃是不诚实且心地非常不善的作法，让众生误以为“密教是佛法的一支、大乘的一支，也是上上根器所修学的法”，危害众生的法身慧命莫此为甚。

又《大日经》中宣称其中心主旨是“菩提心为因，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10]，如有一学者提出看法如下：

大日经把“密宗”的根本教义，概括成：“因”、“根”、“究竟”三句；也就是说：“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在此纲领下：

“因”句，乃是“密宗”内涵的“本体论”，讲：“清淨平等的‘菩提心’，为成佛的内在依据，佛心自心平等无二，如实知自心，即是‘菩提’。”

“根”句，乃是“密宗”内涵的“实践论”，讲：“从‘大悲胎藏密法’，以入此‘曼荼罗’，而成为‘佛’的基本条件。”

“究竟”句，乃是“密宗”内涵的“方法论”，讲：“‘三密’为成佛的捷径，趣入究竟的方便，以手结印契为‘身密’，口诵真言为‘语密’，心作观想为‘意密’；三密相应，即身成佛。”^[11]

如上所说，《大日经》的中心主旨是以错会的“菩提心”为“本体论”，“大悲”胎藏界曼荼罗为“实践论”，身密、语密、意密之三方便为“方法论”，来诠释如何三密相应^[12]、如何“即身成佛”的内涵，所以东密空海（又名弘法大师、遍照金刚）在他的《即身成佛义》一文中，描述密教即身成佛的内涵如下：

六大无碍常瑜伽，四种曼荼各不离，

三密加持速疾显，重重帝网名即身。^[13]

这也就是说，透过六大当中的地、水、火、风、空以及能了知的识大之菩提心、四种曼荼罗^[14]，以及身密、语密、意密之三密加持下，不需要经过三大无量数劫的修行，既不必断我见我执，也不必明心见性、修证一切种智，即能以今生父母所生肉体之凡夫身即身成佛；所以有一位学者明白地说密教即身成佛的说法非常吸引众生，如下：【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讲，由《大日经》而完成了密教理论的形成，从而唱起“即身成佛”的引人入胜的美妙之歌。】^[15]也因为《大日经》提出“即身成佛”的主张，造成后来的密教行者，包括了瑜伽密教，以及无上瑜伽密教之喇嘛教四大派及若干小派等在内，都在此基础下，参杂了古印度性力派的思想，同皆主张在男女交合性高潮当中能成就“乐空双运、乐空不二的报身佛”之荒谬说法。（待续）

【勘误公告】

《正觉电子报》第154期第46页第6行，《大日经真义》〈自序〉中，“感谢台中班的薛淑秦菩萨”，“秦”误植为“琴”，特此更正，并向薛淑秦菩萨及读者们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