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po文之用意
——探讨达赖十四世关于转世认证的公开声明文

第十四世达赖于2011年9月24日，在其官方国际华文网站，贴上“关于转世的公开声明”。“轮回转世”乃六道轮回众生所不可免的宿命，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十四世达赖会有如此“公开声明”的大动作，显见这其中的原由，必定不单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看完了全文，对于达赖在宗教与政治上的片面说词不能认同，因而有此探讨文的出现。

十四世达赖言：“历史上，雪域佛土的先辈君臣，以及贤者和成就者们，创立和发扬了以‘三乘’‘四续’为主的教、证佛法和渊博文化，使西藏成为亚洲乃至世界佛教及其文化的源泉。为藏、蒙、汉等无数众生的暂时和长远的利益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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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段内文中所言，十四世达赖将西藏“喇嘛教”揽为佛教的正宗，“创立和发扬了以‘三乘’‘四续’为主的教、证佛法和渊博文化”。这样的说法，明显的是“鸠占鹊巢”，乃反客为主，形成“乞丐赶庙公”的局面。西藏“喇嘛教”的基本教义不是释迦牟尼佛所传的“三乘”，完全是“四续”中所传之“无上瑜伽”双身法，所证的法乃“乐空双运”男女行淫乐触之法，无关乎佛法。其教义先天上已经偏邪，根本无法“证佛法”；而所说的“渊博文化”，乃止于“床笫游戏”，谈不上“渊博”。

西藏“喇嘛教”另有一称呼：“藏传佛教”，然而这种“在西藏地区所传的佛教”，其本来面目根本不是佛教；乃以“附佛法外道”的身分，依附在正统佛教的颈动脉上，借以吸取佛教的众多资源，却广传“相似佛法”，借机破坏佛法；我们将西藏“喇嘛教”所谓的“藏传佛教”，定位为“假藏传佛教”，所弘传的“相似佛法”，只有佛法的诸多名相，没有佛法的实质。达赖在上面所提的“三乘为主的教、证佛法”，基本上是达赖乃至所有四大教派诸上师所不知、也无法“实证”的佛法。

基本上，“假藏传佛教”乃以弘扬“密续”为主，也就是十四世达赖口中的“四续”；“三乘”原本指的是“三乘菩提”－－声闻菩提、缘觉菩提、佛菩提。却被喇嘛教篡改为“小乘”、“大乘”与“金刚乘”，将外道邪法入篡佛门为“金刚乘”，原本“三乘菩提”的实证是佛法的正宗，“假藏传佛教”四大教派诸上师是反而不提，也不弘传，最大的原因乃四大教派诸上师根本不懂“三乘菩提”。十四世达赖这一段话的用意，一方面是入篡佛教，另一方面则是将“假藏传佛教”高抬，显见其居心叵测。

达赖言：“历史上，雪域佛土的先辈君臣，以及贤者和成就者们……为藏、蒙、汉等无数众生的暂时和长远的利益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能够将西藏地区说为“雪域佛土”，也真是难为了十四世达赖。如果中国当局没有将达赖逼出西藏，则达赖至今仍然是西藏的国王；“无上瑜伽”双身法也仅能在西藏等少数地区，作出“暂时和长远的伟大贡献”。由于十四世达赖流亡在外，故而这种“无上瑜伽”双身法难免跟随他流窜到全世界，也荼毒了全世界；此乃达赖口中“长远的伟大贡献”，四大教派诸上师也跟随达赖“博爱”了全天下的女人。

十四世达赖此篇“公开声明”最主要的用意，当然是以抬高他的达赖“转世灵童”身价为最先考量，特别强调他是经过“转世认证”，乃理所当然的达赖喇嘛；由于政治的考量，他不得不有此达赖“转世灵童认证”的“公开声明”。

如十四世达赖言：“……为了顺应当今世界民主发展的趋势，本人自愿地、欣慰地终止了从噶丹颇章政权建立（西元1642年）至今三百六十九年，由历代达赖喇嘛担任西藏政教领袖的政治制度。”

十四世达赖出生于1935年，二十一岁流亡印度，此“公开声明”时间为2011年9月24日，算算时间已经是七十有六高龄。换句话说，虽然流亡在外，十四世达赖实际掌控“政教领袖”时间，算算也超过半个世纪了。令人纳闷的是，在七十六高龄的他，此时此刻，为什么忽然间大张旗鼓“公开声明”，自愿放弃三百六十九年所建立的政治大权？还特别说是出于“自愿”，也很“欣慰”！

如果说年届七十六高龄的他，忽然间悟道，看破了一切，才会在“公开声明”中特别说明，放弃政治乃出于“自愿”、“欣慰”！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达赖此说，显而易见的，根本就不是发自内心的意愿。从他所写的《我的土地，我的人民》一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依然十分眷恋“国王梦”；之所以会有如此说词，显然是出于现实的无奈和政治上的算计。

从十四世达赖“公开声明”的时间点，隐约地嗅出，此时此刻“公开声明”的主要对象，显然是针对中国政府当局。以一个常年流亡在外的老人家而言，这样的决定乃出自于无奈，也是伤感的；而非是自愿的、欣慰的！十四世达赖显然有“客死他乡”的觉悟，自愿放弃政治权力的意图，乃植基于政治运作的盘算；然而这只能说是他自己的“一厢情愿”说词，究竟西藏地区隶于中国当局，而非是个独立国家。换句话说，片面放弃达赖政治的领导权，也只能说是他个人的意愿，与体制无关，与现实更是风马牛不相干；三百六十九年来所建立的体制，岂容一个人说改变就改变，更何况在“公开声明”之前的达赖，实际上早已完全丧失他的政权。一个已完全丧失政权的人，对外宣布“放弃政治领导权”，可以说毫无立场与公信力的。

接着又说：“事实上，我已在1969年公开声明，将来达赖喇嘛的转世延续与否，应有广大信众决定。然而，当信众表达寻找达赖喇嘛转世的强烈愿望时，如缺乏明确的指导方针，政治势力或既得利益者，会滥用转世制度谋取个人的政治利益，这种危险始终存在。”

十四世达赖在1969年如此的声明，其主观的意识已经直接杠上了中国当局，彼此之间也心知肚明，历代达赖的产生，其最大目的，乃是方便蒙古王公与满清政权为要统治整个西藏的手段；至于达赖“转世灵童”制度的维持，也不过是因应而产生的一种必要手段而已。十四世达赖本身已经看出“转世灵童”制度，是历代达赖产生与统治西藏的关键；有鉴于此，意图借由“转世”的“公开声明”，争取不明究里的世间人的同情。然中国当局也不是“省油的灯”，达赖的意图能否得逞，乃值得大众拭目以待。

从达赖“转世灵童”制度的政治操作手法，暗藏着政治危机来看，达赖“转世灵童”制度的“存废”问题，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从十四世达赖“公开声明”谈到“转世灵童”的利害关系，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历代达赖曾经在西藏是拥有“政治势力”，也曾经是“既得利益者”；历代达赖也曾经是“滥用转世制度谋取个人的政治利益”者，其手段乃透过“转世灵童”制度而获取。有鉴于此，为了预防中国当局的“如法泡制”，故在1969年“公开声明”，意图片面终止达赖的“转世灵童”制度。既然可以透过“转世灵童”制度，从中产生下一任达赖的“接班人”，因而可以轻松地接掌政权及整个教派；达赖诸核心人物能够想到这一点，中国当局当然也不会放过如此的“政治运作”，也一再强调数百年来“金瓶抽签”的传统。流亡在外的十四世达赖，在年青时代就已经看出这一点，故在1969年就有“将来达赖喇嘛的转世延续与否，应有广大信众决定”的“声明”。

达赖有如此的顾虑，并非无因，乃因害怕中国当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利用历代达赖“转世灵童”为“政教合一”领导人的制度运作，进而取得整个西藏的政、教领导权。然而，曾几何时历代达赖“转世灵童”能够由“广大信众决定”？这不但是“自己打脸”，也不符合“转世灵童金瓶抽签”的要旨。如果说“广大信众决定”需要有达赖“转世灵童”的时候，偏偏政治情势已经不利于“转世灵童”制度的运作；届时所寻找出来的所谓达赖“转世灵童”，说句难听的话，还是“政治操作”的产物！“喇嘛教”几百年来的政治谎言与居心，恐怕会在中国当局的巧妙运作下而尝到了苦果。

从1969年十四世达赖“声明”终止“转世灵童”制度开始，到2011年“自愿地”、“欣慰地”放弃“政治领导权”为止，已经敏感地嗅出十四世达赖“自废武功”的深意；其主要的目的，当然是预防中国当局拿达赖“转世灵童”制度大作文章。然而高龄八十的十四世达赖以如此“公开声明”大动作昭告天下，显然是对中国当局的正面挑战；如此的大动作，中国当局是否“买单”，又是另外一回事。因缘成熟之时节到来，必然又将掀起“达赖权力”与“转世灵童”制度话题。事情的演变如何，乃值得大家期待的。

关键词: 达赖喇嘛 , 喇嘛教 , 藏传佛教